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副校长、教授 郑昌华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发展这一主题来贯穿的。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紧紧把握住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就能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落实，使党的执政地位不断巩固，使强国富民的要求不断得到实现。
一、发展是贯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题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充分认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个命题的重要意义。
1.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反映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产是人类全部历史和全部活动的基础，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主要的和最终的标准。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过程。一定的社会制度总是同一定的社会生产力相联系的，更高级、更优越的社会制度应该表现为更高水平的社会生产力。无论是奴隶社会代替原始社会、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其历史的合理性和进步性都表现为后一种社会制度比起前一种社会的生产力更优越。社会主义是人民选择的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人民之所以要选择它，原因不在于它是一个抽象的理想，而在于它具有以往任何社会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集中表现在它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最终会战胜资本主义制度，其根本原因也在于它可以更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即是说，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面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如果经济发展老是上不去，老是停留于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就会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巩固。在这个意义上说，发展不仅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是一件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前途命运的大事。人类社会的发展同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是一个客观历史的过程，有其内在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然而，这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又是通过参加社会实践的人们的自觉活动体现出来。形成这种自觉活动首先就要求人们特别是领导者，深刻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以对这种规律性的科学认识为指导去创造性地改造世界。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反复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形态，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且，“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我们党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正是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是把这种科学认识进一步转化为实际工作的思想指导。
2.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凝集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在取得执政地位之后的根本任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过原则的阐述。把集中力量抓发展，特别是抓经济的发展作为无产阶级执政党的最主要、最根本的任务，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执政党理论的基本要求。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取得胜利、建立政权后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也指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毛泽东早在1945年就曾经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党执政的先进性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只有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出来，同样的，共产党执政的先进性也要通过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显示出来。人民为什么要拥护共产党执政？根本的原因在于共产党能够领导人民求得更快的发展。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的进步，但也经历了许多重大的曲折和挫折，在改革开放前的二十多年的时期中，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我国的执政方向发生了偏差，国家的内耗和动荡不止，包括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耗费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精力，贻误了国家的发展良机，延误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拉大了我国同发达国家及周边国家、地区的差距。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许多国家加紧发展的大好时机，但我们国家却沉迷在无休止的内耗之中。使我们同这些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1978年我们党在粉碎了“四人帮”集团后，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毅然扭转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上，把国家的发展问题摆在党执政工作的首位，从此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邓小平深刻总结和思考我们党执政的历史经验，并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的兴衰历史为鉴，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概括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以近二位数的经济增长速度发展，人民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短短二十几年，我们国家从短缺经济走到社会商品富足时代，人民生活完成了从贫困落后走向温饱再走向小康的阶段。国家顺利完成了邓小平指出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三步走”的前二步计划，现在正向全面建设小康阶段发展。正是因为我们党紧紧抓住发展这一中心任务不动摇，抓紧时间发展自己，为人民争得实惠和好处，我们党才能在20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剧变的风浪面前安然无事。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时期稳步发展；也正是因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人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集中精力于国家的发展，我们的国家才呈现出经济较快增长，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人民用是否能推动历史进步、社会发展来衡量各个集团、政党的先进与落后，检验各种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与错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归根到底靠发展来体现。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得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邓小平明确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路线称之为“中国的发展路线”，强调指出：“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正是从我们党几十年执政的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中得出的宝贵的经验和总结，是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沉痛的教训中得出的宝贵的经验和总结。我们要始终牢记，执政的目的在于发展，执政的方针政策必须围绕着发展来制定，执政的成效要用发展来检验，一个执政党如果不能把发展作为执政的首要任务，那么这个执政党就不能保持它的战斗力和号召力，就最终要垮台。
3.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表明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清醒认识。
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这是我们考虑执政党的工作思路不能离开的最大实际。我国虽然在1956年开始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落后面貌就一下子改变了。建国5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国目前仍处在并且今后还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很长历史阶段中的初始阶段，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对于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讲，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一条重要经验。江泽民同志强调，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无论国际国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只要正确坚持和贯彻发展的思想，我们就能够从容应对挑战，克服困难，不断前进。二十多年来，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全体人民的拥护，我们能够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都与紧紧扭住发展这个主题密切相关。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的十三年，是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是我国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团结、政通人和的时期，是我国国际影响显著扩大、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的时期。这些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坚持以发展为主题，用发展的眼光、发展的思路、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就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我国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已经实现了邓小平“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前两步战略目标，就全国总体而言，人民的生活达到了小康的水平。但是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的那样，这个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因而我们要用20年的时间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我们的事业在不断发展中，许多的问题又摆在我们的面前，需要我们去解决，而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还是自身的发展。振兴国民经济，使现代化的经济目标得以实现，靠的是发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说服那些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有怀疑的人们，靠的是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靠的是发展；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靠的是发展；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靠的是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靠的还是发展。一句话，加快发展是我们的惟一出路，是我们的惟一选择。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党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大国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能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表明我们党对自己国家基本国情的清醒认识和改变落后面貌的坚强决心。
4.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体现了我们党对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冷静应对。
当今世界，各个国家面临的问题很多很多，但最大的问题莫过于发展。发达国家有一个再发展的问题，发展中国家要改变贫困和落后的面貌根本出路更在于发展。由于殖民统治等历史原因，大多数发展国家至今较为贫穷和落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极大地损害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又进一步拉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这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十分脆弱，难以经受大的风浪。在进入新世纪的条件下，各个发展中国家都在思考、制定和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力图能够通过种种努力改变现在的被动局面。面对这种态势，我们必须顺应潮流，乘势而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既面临着一些历史性机遇，又面临着不少严峻的挑战。国际竞争，说到底也是经济实力的竞争。一个国家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不仅谈不上到国际舞台上去竞争，而且往往要被人家欺负。江泽民同志指出：“我国近代的历史和当今世界的现实都清楚表明，经济落后就会非常被动，就会受制于人。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较量。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都在加快发展。如果我国经济发展慢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都会遇到极大困难。所以，我国经济能不能加快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落后就要挨打，财大才能气粗。只有经济大大发展了，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了，人民的生活才能不断改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我们的腰杆子才能更硬，在国际上说话才更有分量，支持我们的朋友才会更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我们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思考自己在新世纪的发展战略时，明确提出了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体现了我们党考虑问题的世界眼光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不懈追求。我们党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的大国执政，承担着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又面对着世界范围内的日趋激烈的竞争，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奋力在这场世界范围的大竞争中取得主动，发展壮大自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必须肩负起来的历史责任。从“发展才是硬道理”到“发展是第一要务”，这是对发展重要性的又一次理论提升。第一，认定发展是第一要务，不仅说明我们党对于发展问题的高度重视，而且进一步使这个问题在新的时间和空间里具有了新的现实针对性；第二，认定发展是第一要务，表明了我们党不仅仅是把发展作为一般的硬道理，而且是作为党执政的首要任务，这就把发展与党的性质、党的先进性紧紧联系起来了；第三，认定发展是第一要务，这就使发展从一般的道理具体化为党的工作方针政策，这不仅是从一般到特殊的发展，而且也是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从“发展才是硬道理”到“发展是第一要务”，更强调了执政党的头等重要任务就是抓发展，更体现了党的先进性的科学内涵，更表明了我们党对自己国家的基本国情的清醒认识和决心改变落后面貌的坚强决心。这不仅反映了我们党对于执政根本任务思想认识的继承，而且也反映了我们党的思想认识在与时俱进。
二、加快发展必须牢牢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
发展要善于抓住机遇，珍惜机遇，用好机遇。能不能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赢得主动、赢得优势的关键所在。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必须加深对“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理解和把握。
1.深刻理解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所谓机遇，就是出现了有利于这个国家生存、发展的客观条件，而且这种客观条件是通过主观努力能够加以利用的。紧紧抓住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深刻理解“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这对于我们认识新世纪头一二十年内的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在大转折中求新发展的中国来说，“重要战略机遇期”可以理解为三个新阶段：
首先，是全面实现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
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二十多年的艰苦努力，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第二步目标。一个十二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带有阶段性、根本性的变化，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丰硕成果，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这将为国家长治久安打下新的基础，为更加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新的起点。新的发展阶段表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实现了一个新的飞跃，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开始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所谓新阶段指的是继续消除局部贫困的阶段；是逐步提高小康水平和富裕程度的阶段；是由片面发展逐步转向全面发展的阶段；是由下中等收入国家转向上中等收入国家及至中等发达国家的阶段。从世界各国发展的规律来看，人均1000美元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战略关口。比如，从人均1000美元增长到人均4000美元，美国用了100年的时间，日本用了70年时间，而韩国只用了25年的时间。这说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以后，是一个国家社会结构变动最为剧烈、各种矛盾最为突出的时期，这个阶段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既有机遇，也有许多新的矛盾。如果解决得好，就能抓住机遇发展起来。处理得不好，也最容易造成社会动荡，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当时，经济水平比韩国还要高的一些国家，后来的发展速度却慢得多，就是没有解决好新的矛盾、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错过了机遇。当前，我们所面对的机遇期，实际上是我们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就可以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紧紧抓住这个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集中力量解决好关系经济建设和改革全局的重大问题，使经济总量、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再上一个新台阶。
其次，是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对外开放新阶段。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我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做出的符合时代特征和历史潮流的战略选择。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中国由有限范围和领域内的对外开放，转变为多领域、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由以试点、计划为特征的政策性开放，转变为以市场为主导的法律框架下可预见的开放；由以我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中国与世贸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开放。入世，使我国经济更广泛地融入世界贸易体系，融入世界经济的主流。无疑，它将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带来更加广阔的国际空间，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参与国际分工与协作，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实现产业升级，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和经济竞争力。同时，新的开放，也必将有力地带动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当然，入世在给我们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将带来巨大挑战。机遇与挑战并存，压力与动力同在。今后一段时期，是我国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也是做好加入世贸组织各项工作的关键时期。我们要以坚强的决心、必胜的信心积极把握机遇，从容应对挑战，化压力为动力，“在这个新的起点上，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继续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强大动力”，以崭新的姿态迎接对外开放新阶段的到来。
再次，是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握执政党建设规律的党的建设新阶段。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我们党。时代在发展，形势在变化，我们党要不断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紧跟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在新的世纪，世界大转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大曲折，中国大发展，党所处环境和党的队伍大变化，我们党正面临着巨大的历史性新考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其出发点和着眼点就在于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高度精炼的表达，集中论述了党的先进性，从根本上进一步回答了在充满挑战和希望的对世纪，我们中国共产党要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这是我们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能否始终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系到我们党将以什么样的姿态和面貌出现于新世纪，并从而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在新世纪新阶段，要完成我们党所承担的庄严历史使命，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必须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全面深入地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这一新的伟大工程，使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21世纪前期的一二十年，是我们形成新时期、新世纪党的建设比较完整的思路的关键时期，是我们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的关键时期，是我们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这两大历史性课题的关键时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如何观察、如何把握、如何在经济全球化大潮更好地建设自己，以利于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更好地乘势而起的关键时期。我们一定要胸怀全局观念、增强忧患意识，坚定必胜信心，把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以上三个新阶段，归结起来，实质包括四个时期，即从二十一世纪初开始，我国进入一个更加宽裕的小康社会建设时期；一个国内买方市场形成条件下，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战略调整期；一个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期；一个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加入WTO的最初适应期。具体来说，我们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或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即二十一世纪头一、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弘扬与时俱进精神，推进理论创新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改革全面攻坚、推进制度创新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融入经济全球化大潮、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战略机遇期；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要求，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全面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积极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参见吕书正：《必须紧紧抓住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载《学习时报》2002年8月6日）这个重要战略机遇期将很有可能是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世界格局多极化大体定局的阶段，同时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大体定局的阶段。很明显，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至关紧要的新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2.科学分析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条件。
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判断，主要依据在于国际环境有利，国内条件具备，主体准备充分。
首先，从国际形势看，我们面临着三大机遇。
一是和平与发展的机遇。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这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国内政策的连续和稳定。从目前的国际政治形势来看，虽然局部不稳定和地区之间冲突依然存在，虽然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虽然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虽然恐怖主义危害在上升，虽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但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特别是“９·１１”事件后，美国的安全战略重点有所调整，大国之间的协调和对话有所增强，这就使我们有可能争取到相对更长时期的和平发展环境，有可能集中更多的力量发展经济。中国的周边环境在进一步改善，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也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二是经济全球化的机遇。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产物，它是以市场经济和经济国际化为基础的。目前经济全球化的速度在加快，程度在加深。在未来的20年内，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生产、金融、科技等经济领域将进一步融合为一个整体，形成完整和统一的世界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国界将进一步淡化，生产要素将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相对合理的配置。完整而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形成，虽然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不少挑战，但也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一方面，我国可以迅速地从国际市场上获得国内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包括资金、技术、劳动力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先进管理方式和理念；另一方面，有助于我国的物质和服务产品走向国际市场，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三是新技术革命的机遇。第一次科技革命从英国发端，英国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第二次和第三次科技革命从美国发端，美国成为20世纪最为强大的国家，由于亚洲“四小龙”承接了发达国家的产业传递，这些国家和地区也迅速地提高了综合实力。以信息技术为前导并由此带动的能源革命、微型技术、生物技术、海洋技术等新的科技革命已初露端倪，必将在不远的未来形成新科技革命浪潮。科技革命必然带来产业革命，而每一次产业革命都是一次国家综合实力的重新整合。这就为我国实现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和缩短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提供良好的机遇。
其次，从国内条件看，我们具备了三大基础。
一是我国经济社会取得重大发展的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日益呈现出蓬勃生机和活力。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2002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了10万亿元大关，在世界经济中的排名居第六位。我们已经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目标，人民生活实现了由温饱向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不断取得新成效。二是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的基础。计划和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方式，世界各国的实践和我国的经验和教训已经充分证明，市场机制是到目前为止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就进行了以市场化为趋向的改革，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经初步建立，但还不完善。我国今后的改革目标是，到2010年，力争建成较为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20年要建立较为完善、趋于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有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助于调动各种生产要素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社会财富充分涌流，促进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三是国内稳定和统一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取得新的重大成果，党的建设不断加强，党心民心空前凝聚，社会大局稳定。从未来20年来看稳定，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将更加坚定地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工作，除非遇到特殊情况，这一工作的中心是不会变的。同时，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市场体系日益完善，居民收入和财产增加，收入差距相对缩小，全国人民盼望和维护稳定的愿望将更加迫切，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以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为中心的国内环境。从统一来看，政治独立和国家统一是现代化的基本前提，香港和澳门已实现回归，台湾问题也必将得到解决，大中华的格局必将完全形成，中华民族将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统一。
再次，从主体方面看，我们也具备了三个重要条件。
一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正确可行。过去我们也曾面临过历史机遇，但是我们却因路线方针政策不对头，“以阶级斗争为纲”，丧失了宝贵的发展机遇。现在，我们有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指引，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的照耀，而且积累了成功的经验，这是一个很好的来之不易的主体条件。二是我们已经制定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发展战略。从总的方面来看，有“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从具体方面看，有科教兴国、西部大开发、可持续发展、人才强国、走出去战略，等等，发展思路非常清晰。三是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了最广泛最充分的调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创造性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始终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在我国社会深刻变革、党和国家事业快速发展的进程中，我们党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并在这一过程中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使广大人民群众自主竞争意识增强，人们普遍有了一种渴望闯市场、建功业、谋发展的积极性，这大大有利于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这对于我们紧紧抓住这个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又一个非常重要的主体条件。正是由于客观条件成熟，主体方面具备，所以江泽民同志把这个机遇期称作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3.充分认识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意义。
要紧紧抓住本世纪头一二十年十分难得的机遇期，必须从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高度，充分认识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意义。
首先，机遇期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关键的发展期和重要的生长期。
对任何国家来说，机遇都是十分难得的。无论一个国家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只要及时把握住了机遇，其发展就可能出现一种质的飞跃，成为一个时代的分野。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把握机遇、抓住机遇尤为重要。因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整个世界的利益格局总体上趋向稳定的情况下，要发展自己，就必然会打破现有的国际利益格局，就必然会被一些已经在世界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视为潜在对手和对现存秩序的威胁，从而成为这些已经具有优势的国家扼制的重要目标。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就非常需要整个世界形势在变化中出现某种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时机。近代以来，一些国家正是抓住了历史机遇，因此迅速发展壮大起来，进入强国的行列。英国及时地利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发展成为当时的“世界工厂”；美国抓住了几次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契机，在短短200多年时间内，发展成为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发展，也在于抓住了“二战”后新科技革命和国际环境的有利变化。世界形势的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有没有历史机遇，能不能抓住历史机遇，成为决定发展中国家能否实现发展进步的关键因素所在。在对待机遇的问题上，中华民族既有沉痛的教训，也有成功的经验。在我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盛世，直到清代乾隆时期，中国经济总量仍居世界第一位。但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快速发展，而清政府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先进文明成果，结果被近代文明进步的列车远远甩在后面，使延绵数千年的文明大国迅速衰落，出现百年的积贫积弱，教训极为惨痛。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正确判断世界大势和历史走向，抓住当时由于美苏两霸相争达到相对平衡情况下出现的相对和平的时机，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勇气，推进改革开放，实行党和国家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在不长的时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面对着世界经济和科技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也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国际竞争，继续深化改革，加大开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波澜壮阔，成就为世人惊羡。这充分说明，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不多。一旦出现，就要及时抓住；一旦抓住，就尤其要倍加珍惜。
其次，机遇期本身的内在特征也使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显得非常重要。
机遇作为对一特定事物的发展而言并非必定出现，但一经出现就可能改变事物现存状态的事件和条件，具有很多内在特征：一是机遇具有不确定性。机遇期的出现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要某些契机、条件和环境等因素具备，机遇便能自然形成。但是，机遇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存在的，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条件和环境才可能出现，如果条件和环境变化了，机遇就会稍纵即逝。它迟早会出现，这具有必然性；但什么时候出现，对哪些国家是机遇，则又是不确定、不可以人为地控制的，所以它又带有某种偶然性。这就启示我们，对机遇既要具体地看，更要战略地看。二是机遇具有非常住性。随着社会发展速度的加快，机遇期在时间上也显出越来越短的趋势。机遇意味着现存世界形势和国际格局的变化，这种变化可能是因为科学技术的新突破，改变了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可能因为某个大国的衰落，地缘政治出现了新的变化，等等。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地球已经变得越来越小，每一次从旧的世界秩序的打破到重新修复的过程越来越短；一个重大的科技突破所能维持的领先地位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这样一来，无论是对那一个国家，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出现的机遇期，也都是十分短暂的。如从我国的改革开放到前苏联解体，现在回过头去看，只有十几年的时间，这个机遇期确实非常短暂，因此也尤为可贵。机遇稍纵即逝甚至须臾生机的特性，决定了它只钟情于那些具有敏锐眼光和充分精神准备的历史活动主体。三是机遇具有一种“马太效应”。抓住了一次机遇，就可能有新的机遇，丧失了一次机遇，就很难有第二次机遇。机遇期的出现，在本质上是一个国家同世界发展大势的互动。同样的世界形势和国际条件，对于一个国家可能是一种有利于其发展的重要机遇，而对于另一个国家则可能不是机遇。所以，相同的历史和时代条件，是不是机遇，最终还是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自身情况和自身的条件。特别是在社会发展不断加速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抓住了一次机遇，既获得了迅速发展，又为再一次抓住机遇准备了更好的基础和条件；而丧失了机遇的国家，相对抓住机遇的国家来说则更加落后，也就更加不具备抓住下一次机遇的条件。这个规律残酷无情，但却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再次，能不能抓住当前机遇期是对我们党的政治智慧和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
机遇从来不是永远属于或青睐哪一家的。为了在这个全球化的机遇面前不至于被落下，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将新世纪的前一、二十年视为自身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美国把21世纪头十几、二十年叫做“不可多得的战略机遇期”、“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俄罗斯视未来5年为重振大国雄风、东山再起的“重大考验期”；日本力图在这一时期，摆脱经济长期低迷状态，寻求政治大国地位，为此，他们确立了“经济新生计划”，期望再现经济飞速发展的辉煌；印度通过核试验走过“核大国门槛”以后，希望用20年左右的时间，借助信息时代的特有优势，实施“跨越性发展战略”，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欧盟制定了“电子欧洲”计划，准备用10年左右的时间解决一体化在政治、安全上的问题，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一体化成果，并利用一体化的优势，壮大自身在各个领域的实力。可以说，各国求发展的欲望绝对不亚于中国，各国的战略机遇期有叠加之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形势逼人，不进则退，时不我待，只争朝夕。邓小平同志曾语重心长地说，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这个机遇期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对我们都很紧要。时至不迎,反受其害;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只要我们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紧紧抓住新世纪头一二十年的这一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最大限度地利用好这个战略机遇期，奋力一搏，乘势而起，就一定能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跨越，使我国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我国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较量中能够取得一个更加有利的位置，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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