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红  梅 

十六大将创建学习型社会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出后，各方面给予充分的关注，党、政、教育等部门以论坛、研讨等多种形式进行探讨与推广，领导者、专家及学者也大量撰文，毫无疑问，学习型社会成为一个新的热点。作为创建学习型社会的伟大实践，国内现已有近50个城市提出建设学习型城市的目标。

一、国际教育思潮影响

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学习化社会、全民教育、全民学习，构成20世纪色彩斑斓的教育思潮，使得这一来源最为丰富也了耐磨，我们不妨按照时间的排列，通过梳理来探究这一思潮的发展脉络，体会认识其衍变与深化的过程。

首先是终身教育思想。196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国际成人教育促进会议上，“终身教育”一词被正式启用，并很快被世界各国所接受。教育与学习就像硬币的两面，自然会同时被纳入关注视线之中，终身学习思潮也随之萌生，1968年，学习化社会这一术语为美国学者哈钦斯首次提出，并“作为终身教育思潮的一个核心概念广泛流行于世界”。全民教育理论是教育民主化政策的体现，成熟于1990年，当年在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发起的世界全民教育大会上，通过了《世界全民教育宣言》；终身学习概念是在吸取终身教育和学习化社会理论基础上成熟起来的，1994年，在意大利罗马召开了首届全球终身学习大会。

终身教育是对传统一次性教育的超越和升华，饱含可持续发展意识。如果说终身教育是为人们规定了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即教育必须成为有效而便捷的一体化体系的话，那么，学习化社会是指出了学习在人的成长和社会进步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它不是要改造一种教育，而是要塑造一种社会；如果说终身教育是从时间方向上设计人的一生教育问题的话，那么，学习化社会是从范围和空间上去考虑问题，它将整个社会全部视为学习资源，同时，也把学习视为社会发展的动力。终身学习则强调的是一种生存方式，或者说强调的是人的一种至关重要的生存责任。突显学习者的主体价值和选择，这也是使之区别于终身教育理论的根本特征。由此我们真切的感到，与认识不断深化同在的，是人类社会对完美与理想境界的不懈追求。

我国是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面引入国际先进的教育思潮。2001年5月，江泽民在亚太经合组织人才资源能力建设高峰会上提出“构筑学习型社会”，与以往译著中有一字之变，即从“学习化社会”到“学习型社会”，党的十六大报告沿用这一变动，并将“全民学习”、“终身学习”作为学习型社会的两个定语，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

二、国际管理思潮影响

     谈及学习型城市无一不涉及学习型组织的，甚至有人认为，学习型城市是由一个个学习型组织构成。也有人将城市本身视为一种组织，就如社区、家庭，这些组织有着地域概念且因地域而发生密切联系的共同特征。因此管理理论也是学习型城市理论探源的标的之一。

管理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伴随着人类从洪荒走向现代文明。从1886年发生在美国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管理运动”，到1985年沙因的组织文化研究，及至1990年圣吉的学习型组织理论，1993年的“企业再造”，无不渗透着人类对社会发展的一种理性探求。

1886年的管理运动。被称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管理从古代走向现代的标志。19世纪40年代末，美国掀起了铁路建设热潮，由于修筑铁路所需的巨额资本惟有通过资本市场才能筹集，公司只作为一种组织创新形式出现并很快风靡世界。一次运用内部组织结构理论对铁路事故的处理，世界出现第一家以职业经理通过严密的管理系统而经营的现代企业。“电气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诞生了钢铁、机械等重工业，这些新兴企业延续了股份制制度，所有权、控制权的分离产生的职业经理人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被称为“经理革命”），构成管理理论专业研究队伍的主体，形成了社会性的管理研究潮流——“管理运动”。

1985年沙因的组织文化研究。之所以提及这一不被人熟悉的理论，是因为它是第一次将企业管理的目光投向非物质——文化的领域，并且第一次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上进行企业管理成效的比较。

沙因认为，文化是一个特定组织在处理外部适应和内部融和问题中所习到的，当一个领导者创造了一个组织或群体的同时就创造了文化，真正的文化是隐含在组织成员中的潜意识。

1990年圣吉的学习型组织理论和1993年的企业再造。

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背景下，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竞争，许多曾名噪一时的大公司纷纷倒闭，企业组织如何适应形势，增加自身竞争能力，延长组织寿命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在这一背景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彼得·圣吉的“学习型组织”理论的出现引起世界的轰动。学习型组织理论认为，在新的经济背景下，企业要持续发展，必须增加企业的整体能力，提高整体素质。

此外，为弥补学习型组织在创新方面的不足，1993年美国又出现了“企业再造”理论，强调“从头改变，重新设计”。该理论指出企业的前进动力在于不断的“再造”过程中的理念是学习型城市理念的重要参照依据。

三、未来城市发展理论

     城市是现代社会的舞台，也是现代社会的象征，“现代社会一旦由抽象概念变成现实，那么，它的血肉之躯就是城市”。正是由于人类对身躯命运的关注，以及现实城市中的诸多不如意，人们把理想和希望寄托于对现实的发行和未来的创立。又由于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呈开放态势，因此关于未来城市的理论虽颇引人关注，但基本都不很成熟：它们或是只从某一个点切入，照顾了实操却无法涵养全部，或是过于宏观，因其宽泛而略显空洞。较为得到认可、有一定影响的主要是世界城市理论、信息城市理论、可持续发展城市理论和学习型城市理论。

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世界城市。1915年城市和区域规划的先驱格迪斯最先提出；也有称之为国际城市、全球城市等。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从理论上讲，“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城市，都是全球大家族的一员”，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将在经济、贸易、科技、教育等方面全面展开，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但是谁都不能失败，各国赖以进行战争的基地，无疑是各国各地区的城市。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城市都是参与世界竞争的城市。

知识经济、网络化背景下的信息城市。信息城市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全球信息化而提出的一种未来城市的模式。信息城市所要传递给人们的信号主要有：一是城市空间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延伸，变得无限宽广，甚至把整个人类生存空间都纳入城市。再者信息城市意味着传统工业在城市产业结构中不再占有主导作用，并将不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代之而起的是一种信息化、符号化、技术化、网络化社会，它们在未来城市中具有支配性的力量，占有统治地位。技术手段的介入，使城市建构更趋理性化。

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的可持续发展城市。1983年12月，鉴于生态恶化的趋势和经济发展与环境不协调趋势的加剧，联合国秘书长根据联合国大会议案，任命挪威G· H·Brundtland夫人作为独立工作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主席。在随后的几年中,WCED听取了五大洲的公众意见,汇集由数百个组织和个人提交的1万页初稿,1987年４月，WCED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核心是“可持续发展”的原则。WCED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妨碍后代满足需要的发展”。这个简单、模糊的定义也成为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关于21世纪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文件——21世纪议程的基础。此后，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指导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理念，几乎被引用到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城市研究中，也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城市理论。但是，这一理论还是偏重于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如何保持平衡方面，即偏重于城市发展中物的因素。

以人为本的学习型城市。几乎是与教育思潮的思考同步，在城市发展理念上也出现了学习型城市的概念。与以往的城市发展模式相比，学习型城市概念的出现标志着人们思考城市发展与建设时视角的转移，即从以往的注重外在的、物化的、形式的范畴转向注重内在的、构成城市灵魂的、同时也是分享城市成果的人和由人构成的社会的范畴。美国著名城市规划理论家芒福德在其著作《城市发展史》中指出：“未来城市的主要任务，就是具有人类的教养功能和爱的形象”，“城市的最好经济模式是关心人和陶冶人。”

因此，学习型城市理论研究应学习“世界城市论”的视野，重视“信息城市论”提示的城市模式的衍变，借鉴“可持续发展城市论”的理念，打造体现各方优势、提升原有基础的新的城市发展理论。

综上所述，学习型社会与学习型城市是21世纪的战略选择，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中国特色的学习型社会是以“三个文明”为内涵，物质文明是基础，精神文明是核心，最大的突破在政治文明。它充分体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性质，充分体现了“三个代表”实质，关注并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的利益。